“罗明路线”和罗明的传奇人生(罗明)

■邱汉章/图文

中共早期革命家罗明（“罗明路线”的罗明）

罗明是中共早期革命家，是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为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1929年，罗明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书记。1930年代初，闽粤赣边临时省委改为福建省委后，他一度任省委代理书记，使福建的党组织不断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逐步建立。1933年初，罗明在王明“左”倾主义统治中央的时期，受到残酷的迫害。他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被撤销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等职务。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罗明在战斗中被弹片击中负了重伤，中央决定让他夫妇俩留在贵州开展工作。在当时险恶的斗争环境下，罗明夫妇遭遇多次蒙难，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只好回到家乡广东省大埔县，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后，以教书为职业从事革命活动。

“罗明路线”的罗明，是中共早期革命家

罗明，原名罗善培，广东省大埔县人。1921年考入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1925年考入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同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中共汕头地委书记，1927年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1928年2月任福建省委书记，并作为福建代表前往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回国后，长期在闽西革命根据地领导农民斗争。1932年3月14日，中共闽粤赣省委在长汀召开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会议遵照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将中共闽粤赣省委改组为中共福建省委，罗明任代理书记。不久，福建省委组成前敌委员会，罗明为书记。罗明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不久，就被卷入反“罗明路线”的旋风。由博古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一手导演的反“罗明路线”的旋风，从1933年2月刮起，3月刮向江西，到当年9月再掀高潮，直到主力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准备转移仍未消停，前后经历达一年多之久。

1. 反“罗明路线”的旋风。

所谓“罗明路线”，并不是什么错误路线，而是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相对立的、毛泽东同志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福建、闽西的具体体现。1928年上半年，闽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地方红军及赤卫队，毛泽东对此给予了肯定。1929年3月，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三下闽西，并于年底在闽西上杭古田村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朱、毛帮助下，闽西正式成立了主力红军。一九三三年一月，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先后经永定、上杭前往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他们到瑞金后，就下令江西、福建猛烈扩大红军。由于时间紧迫，上杭、永定、龙岩被迫把县独立团、区独立连、乡独立排，连人带枪编送到主力红军。地方武装一时来不及进行补充，敌人便乘机向边区大举进攻。赤卫队由于缺乏地方武装的配合，不能有效地打击敌人，眼看着敌人进行烧杀抢掠，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群众也产生了很大的恐慌。干部和群众对这样改编地方部队扩大主力红军的做法意见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扩大主力红军非常困难。当时，上杭、永定、龙岩三个县城的敌人集中几团兵力，三路配合进攻闽西苏区的中心点白砂。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罗明等主张坚壁清野，暂时退出白砂。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加紧扩大地方武装，从四面包围白砂，打击敌人。时任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的罗明赶写了给省委的关于上杭、永定游击战争情况的报告。罗明从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全局出发，就长汀、连城和新泉的工作向省委报告，提出了几点意见即《对工作的几点意见》，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龙岩等边缘地区的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巩固地区。主力红军要从实际出发，边沿的游击区与巩固的中心区也应当有所区别。同时，提出在上杭、永定、龙岩地区，广泛发动群众，肃清土匪、民团，巩固根据地，并开展游击战争，打退进犯苏区的敌人等等。这些意见是从实际出发，在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事实证明，当正确贯彻毛泽东同志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的时候，上杭、永定、龙岩老区的形势就不断好转；而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不考虑边区的战争环境，把地方武装硬编入主力红军后，情况就急转直下，遭到了损失。由于地方武装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不能有力打击敌人，保护群众，因而使群众产生了恐慌心理。但是，罗明这个报告违背了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因而后来就被说成是所谓“罗明路线”的重要“罪证”。临时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为了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钦差大臣”满天飞。中央特派员到福建检查工作，抓住罗明给省委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武断地咬定福建省委已经形成了“以罗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

一九三三年二月上旬，苏区中央局作出决议，提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的紧急任务，要求全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队决战。在这个总目标之下，闽赣两省原一、二月份扩大红军的数量，限期于二月二十日完成。从二月二十日起到三月二十日止，两省必须再输送一万新战士到前方。为此，中央局还强调，必须展开反对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表示张惶失措、退却、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接着，于二月十五日通过了《苏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闽粤赣省委3月14日改组为福建省委）。这个决议认为，省委已经“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已经“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并宣布立即撤销罗明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的职务。二月二十日，苏区中央局作出决定，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并给“罗明路线”戴上了“反国际反中央反党”的帽子。这样，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就在福建苏区开展起来了。

2．反“罗明路线”的后果。

在一九三三年春，正当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开始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从福建蔓延到江西，波及到整个中央苏区，从党内到团内，直至工农红军内部。这个斗争从一九三三年春开始，至红军被迫长征，直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时才结束。这场所谓“路线斗争”的结果，使福建、江西两省的干部群众人人心惊，个个肉跳，造成一片恐怖。大批久经锻炼，富有实际工作经验，对党怀着坚定信念的好同志、好干部遭到不同程度的打击，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在福建省，除罗明等被撤职外，省委常委、军区司令员谭震林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省委常委郭滴人被撤职后强迫去修工事，团省委书记陈荣、省财政部长邓子恢、省军事部长游瑞轩、土地部长范乐春、省军区的杨海如、霍步青、长汀县委书记李坚真、上杭县委书记方方等都被打成“罗明路线干将”而被撤销职务。一时间，“罗明路线”帽子满天飞，想飞谁头上就飞谁，造成了党群之间，上下之间，干群之间的严重隔阂，造成了党内恐惧心理和社会不安。福建省比较高级和比较老的干部，都遭受了打击。在“加紧深入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号召下，甚至没有一个区和一个连以上的干部未被斗过。打击一个提拔一个，所以干部都是新的。福建的老干部差不多打光了。最后连贪污腐化、消极怠工的人也都被称做是“罗明路线”分子。可见，反“罗明路线”的后果非常严重，它带给党和人民带来重大损失。

在福建，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首先在省级机关展开，然后自上而下，由内到外，全面铺开，一直搞到每一个支部、区乡。在这一斗争中，他们往往采取对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同志和处理党内斗争，提出了“用布尔什维克的铁拳将他粉碎”，“无情打击”等等口号。不仅对罗明，而且对省委其他负责同志也是这样。例如中央代表就曾指着张鼎丞同志的鼻子说：“你张鼎丞之流，中央对你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你仍然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者”，也要“无情打击”，“用铁拳进行粉碎”。特别当时是在一九三一年肃反扩大化之后，突然听到要与“罗明路线”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少人就认为“罗明路线”是“反革命”，罗明是“反革命分子”。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许多很熟悉的同志都不敢同罗明和其他所谓犯了“罗明路线”错误的同志接近。

反“罗明路线”的2月旋风，3月间又刮到了江西。博古等人又发明了一个“江西罗明路线”，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批判邓（小平）、毛（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以及江西省委的运动，直至1934年10月主力红军长征为止。

时任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也被当做“江西的罗明路线”遭到无情打击。由于邓、毛、谢、古都执行毛泽东的路线，所以，“左”倾领导人把他们视为“毛派”，将邓小平视为“毛派”的头子。批判邓、毛、谢、古的实质，又是在批判和打击毛泽东。接着，又把萧劲光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代表来批判，开除党籍和军籍，还判了刑。据当时在江西的中央局理论刊物《斗争》文载：江西省在1934年4月到6月，全省绝大多数县的县委书记，都因“罗明路线”而撤了职。另据江西省委报告，自全省工作总结会议开展“反罗明路线”和中央局指示改选区委、支部以来，大批干部被清洗。仅广昌县在1933年5月至8月三个月内，就清洗了县苏、区苏主席、区委书记等主要干部17人，谢维俊所在的江西2分区清洗干部达50多人。此时，江西苏区正值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时刻，一场反“罗明路线”、反“江西罗明路线”的运动，清洗了大批优秀的干部，直接造成了红军败离江西、苏区丢失的重要原因。

一九三三年二月下旬和三月上旬，中央根据地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当时，周恩来、朱德同志和中央主力红军的领导同志，在实际的战斗中发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方针行不通，所以坚决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原则，诱敌深入，二战宜黄，缴枪万余，并继续追击敌人取得了胜利。后来主力红军进行运动战，于闽西连城，在地方武装的游击战配合下，消灭了国民党十九路军一个旅，收复了连城、清流、宁化等大片地区。但是，推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中央领导同志，反而以为这是他们反对所谓“罗明路线”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取得的胜利。因此，他们在更大范围内开展了反对所谓“罗明路线”的斗争。

3.反“罗明路线”的实质。

博古对洛甫（张闻天）说：“我一到苏区，就看这个罗明不对头，他眼睛里根本没有中央，又是毛的指示，又是游击战争，连工作方法也是毛的那一套，成立什么前敌委员会，如今竟然把毛泽东捧为领袖。省委一级是这种状态，我们在瑞金还能立足吗？”两人一番商量部署，决定不直接涉及毛泽东，先把罗明抓住不放。当即派出中央特派员，到福建省委检查工作。特派员拿着博古的令箭到省委后，不做调查研究，便按中央精神定调子，认定省委代表的是一条机会主义路线，给罗明扣上了一长串帽子。与此同时，一手导演反“罗明路线”的博古，以苏区中央局名义，发出了一个《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1933年2月15日）。《决定》在认定了在省委内部“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1933年2月26日，博古在苏区中央局大会上亲自作《拥护布尔什维克的进攻路线》的报告，在全面阐述了“左”型冒险主义的路线方针后，就“罗明路线”的“实质”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号召全党投入 “反罗明路线”的“伟大斗争”中去。

席卷整个中央苏区的反“罗明路线”，实质上是针对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主张以及拥护这一主张的干部。“左”倾冒险主义者曾经给毛泽东扣上的什么“富农路线”、“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等大帽子，也一齐扣到了罗明头上。毛泽东曾经愤怒地说：他们搞所谓的反“罗明路线”，实际上在反我；他们抓所谓的“邓毛谢古”反党小集团，实际上是要抓“反党小集团”的头头我毛泽东。王明他们已经摆开架势，要往死里整我毛泽东了。

1931年11月1日至5日，在临时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共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受到“左”倾的苏区中央局领导人的错误批判。会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免去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让毛泽东专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10月中旬，毛泽东从瑞金抵达福建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那里见到了进攻漳州时负伤住院的罗明，同他谈了整整一个上午。毛泽东在同罗明谈话时指出，福建应加紧开展广泛的地方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的运动战，以便主力红军能够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指出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驻漳州和广东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捍卫中央革命根据地十分重要。罗明出院后，在福建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谈话的精神，并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贯彻落实。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谭震林、刘晓、李明光、郭滴人、李坚真等，大家一致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罗明任省委特派员去杭、永、岩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省委由刘晓暂时主持工作。不久，福建省委组成前敌委员会，罗明为书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与谭震林、方方等到上杭、永定、龙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胜利，后将战争胜利的经验向连城、新泉、武平及其他一些地区的领导作了传达和介绍。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接受了罗明的指示，紧急动员起来，打退了敌人的进攻。1933年1月21日，罗明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认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发展，以巩固和扩大闽西根据地，正是贯彻落实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然而，针对罗明的《对工作的几点意见》，1933年2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1933年4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开展反对所谓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可见，博古为首的苏区中央局一手导演并步步扩大、升级的反“罗明路线”，矛头是指向毛泽东的。1945年，博古在中共“七大”上曾说道：“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有福建的罗明路线、江西的罗明路线、闽赣的罗明路线、湘赣的罗明路线等等。”193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讲到这个问题：“对干部问题，我只讲到一个问题，如罗明路线，究竟是怎样了，到现在还没有明显指出。他只是工作上的问题，不是路线问题。再还有些做了一件好事，还要说他是做了一件坏事。如罗明路线在江西，更是说得过火，如对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等同志的问题，对萧劲光问题，还有很多，后来发现七个书记撤职。这些都说明过去对干部问题是有错误的。那时，有些人无形中说什么毛派，也是不对的。”

既然反对罗明路线的矛头指向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公开点名批判毛泽东呢？临时中央不是不想这样做，而是因为毛泽东在国内外都有很大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曾有过一个电报干预这件事：“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党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做负责工作。”这才使毛泽东有可能继续主持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

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里这样提到：“反罗明路线就是打击我的，事实上也是这样”。曾经亲自参与“反罗明路线”运动、时任临时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谈了他后来的看法：为什么当时王明要反对毛泽东呢？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威信很高，而王明路线的领导人上台后没有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所以他们就调兵遣将，“钦差大臣”满天飞，派很多人到中央苏区。他先把毛泽东的党权夺去，再把毛泽东的军权夺去……毛泽东在党、军队、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众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那么大的中央苏区，是他领导下搞起来的……他们反“罗明路线”，就是要使毛泽东在地方上、党内和红军里威信扫地。

蒙难回到家乡大埔县，推动抗日救亡工作

反“罗明路线”开始后，罗明被调到瑞金中央党校工作。罗明在瑞金期间，住在叶坪中央局的一个房间里，白天由中级干部开会批斗，晚上由一般干部开会批斗，一连批斗了好几天。有一个晚上，就在附近召开了一个中央机关干部批判“罗明路线”的大会，有几百人参加。当时大会气氛很紧张，不断高呼口号。有个青年干部提出要把罗明枪决。后来中央局的杨尚昆同志上台讲话，作了解释，气氛才缓和下来。长征时，罗明任中央党校教育处长，在随军途中受伤。遵义会议后，组织决定留他与夫人谢小梅在贵阳开辟黔川滇边区，但与当地党组织未取得联系，生活亦难以维持，只得在安顺城里当清洁工人，晚上住在城门洞中。后来，他到上海寻找党组织又未果，因此失掉了组织关系。

罗明夫妇回到家乡广东大埔后，曾秘密到以前工作过的闽西根据地寻找党的组织，但当地党组织以久未同组织联系为由，拒绝恢复他们的组织活动。实际上，是因为“罗明路线”仍没有定论，他们怕承担责任。他们只是建议罗明、谢小梅以党外人士的身份回大埔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后来，罗明和谢小梅分别改名为罗亦平和谢章萍，一边在中小学当老师，一边宣传抗日，发展革命力量。1946年夏，夫妻二人到了新加坡，从事教育工作，1949年6月又回到了广东，重新参加了革命工作。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罗明路线”正式平反。在随后不久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博古总结说：“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更沉痛的是由于‘左’倾错误、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1936年冬，他回到家乡大埔任百侯中学考核股长、代理校长。这时他与张鼎丞、方方以及大埔县委书记肖明取得联系，使他又投身革命工作并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培养青年，掩护革命同志。他联合全县各抗日社团，在县城、百侯、高陂召开四次联席会议，推动全县抗日救亡运动。在整个抗日战争阶段，他在大埔作了大量抗日救亡工作，并曾一度到海外向华侨宣传。抗战胜利后再次到海外，在华侨中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1937年秋至1942年夏，罗明受大埔县百侯中学的创办人、董事长杨德昭先生的特聘，任百侯中学代校长。期间，百侯中学继续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同时实施“抗日救亡教育”。罗明于1937年秋接任百侯中学代校长后，与中共地下党领导人方方（中共南方工委书记）、萧明（即萧练石，大埔县委书记）等取得联系，学校实行“抗日救国教育”，努力激发师生抗日救国热情和教学积极性。罗明召开全县各社团、各中学联席会议，宣传抗日救国，通过了由罗明起草的《大埔各界人民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8年，罗明组织“梅河区教师抗日军事训练班”，培养抗日军事人才。

1942年，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南委事件”。南委事件，是抗战时中共地下组织最严重的一次损失。在此事件中，共产党在南方三省江西、广东、广西的地下组织大部分被国民党破获，而作为“南委”机关所在地的大埔一带正是这一事件中的一个“漩涡中心”。百侯中学自创办起即有共产党组织活动。“南委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当局更把百侯中学作为打击对象准备搜查。罗明通过杨德昭先生的关系，把一批进步学生转移到外地，或介绍到已迁柳州的四战区长官部，保存了革命力量。“南委”受到破坏而设在百侯的电台却得以保全，“南委”主要负责人也先隐蔽于百侯而后安全转移到外地，是因为罗明的努力和得到杨德昭先生的掩护。

解放后在广东省工作，默默无闻鲜为人知

罗明夫妇在家乡广东大埔，一边在中小学当老师，一边宣传抗日，发展革命力量。1946年夏，夫妻二人到了新加坡，从事教育工作，1949年6月又回到了广东，重新参加了革命工作。全国解放后，罗明夫妇一直都在广东工作，默默无闻鲜为人知。1950年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杨尚昆遇见罗明，觉得这位高个子的中年人很面熟，但一时想不起是谁，罗明见状上前与杨尚昆握手说：“我就是‘罗明路线’中的罗明啊！” 杨尚昆听了，哈哈大笑：“哦，罗明同志，我记起了，那时，你头上戴着顶大帽子，谁也不敢和你的名字连在一起呀。”此后，罗明先后担任了南方大学副校长、广东民族学院院长、广东省民委主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80年10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党籍。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虽年迈体弱，仍积极撰写中共党史资料，关心国家和家乡两个文明建设。1987年4月28日病逝于广州，终年86岁。

“罗明路线”的罗明，直至79岁高龄才被中央平反恢复党籍，在40多年岁月中，他始终以党员的最高标准要求自己，为民族、教育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罗明一生，政治上经受许多磨难而坚持革命，这种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被称为“罗明精神”。“罗明精神”是中共的宝贵财富。

【作者简介】邱汉章，系大埔县老区促进会常务理事，梅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梅州市诗词学会会员，广东省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杨应彬同志著作《小先生的游记》再版序言二的作者，广东省源流杂志特约作者（2013-2014年“十佳特约作者”、2017-2018年“优秀作者”、2019-2020年“优秀作者”，2019年梅州市革命老区宣传“特优”通讯员），现服务于大埔县长寿文化研究会，2019年梅州市楹联学会副会长（大埔分会会长），2018年大埔诗社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