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基里洛夫)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逝世前不久留下了两段著名的话。第一段是：“在完整的现实主义中发现人身上的人。这首先是俄罗斯的特征，而在这个意义上我当然是民众的（因为我的倾向来自民众的基督教精神深处），——虽然我还不为现今俄罗斯民众所熟悉，但将闻名于将来的民众。”第二段是：“ 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这不对，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即描绘人的灵魂的全部深处。”

这两段话概括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部分的审美活动，一面是深扎于俄国社会土壤的白桦树根，承载俄罗斯土地与历史的厚重；另一面是穿透人类心脏的玫瑰荆条，鲜血淋淋却散发思想的光辉。 约瑟夫·弗兰克所写《陀思妥耶夫斯基》前四卷，已经描绘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半生的创作与人生。 本书的第五卷《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的巅峰，1871-1881》2022年3月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贝贝特的“文学纪念碑”推出。

01

反叛的种子（1821-1849）

早期作品：

《穷人》

《双重人格》

《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俄国文化处于一个激荡过渡的时代。庄严肃穆的浪漫主义正在衰亡，俄罗斯文学的果戈里时代——悲喜剧的现实主义和社会讽刺的时代正以势不可挡的趋势涤荡着以前的一切文化。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头脑中还充满了对莎士比亚和席勒剧中人的想象。然而，仅仅在几年后，陀氏已经把自己的文学榜样从普希金和席勒转移到了果戈里身上。

他写作《穷人》的想法正是在这一文学进化的过程中产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凭着对文学新的时代特征的敏锐感觉，阅读和翻译了大量法国社会主义的作品，他“特别喜欢阅读果戈里的作品，而且喜欢逐页背诵《死魂灵》”。那段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阅读成癖，并从阅读中获得了创作的技能，类似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的文字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出了示范，促使他思考如何将自己卑微的主人公提升到相似的人类的高度。

当时，别林斯基正在和俄国浪漫主义的追随者作斗争，试图单枪匹马地在俄国文学界发起一场社会现实主义的新运动。这场为俄国文学指出新方向而进行的论战很大程度上铺垫了《穷人》引发的巨大轰动。别林斯基激动地将它称之为“天才的作品”，“像他的小说这样揭示俄国社会与人的秘密，在他之前甚至做梦也没人想到过。”

然而，浪漫主义的幻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抹去的。《穷人》里面的人物和故事并不像果戈里的小说那样充满了讽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他们的故事“令人心碎”。 俄罗斯新旧生活冲突的家庭背景、童年对乡下宁静美好与穷苦破败的双重印象、基督教中的爱与牺牲以及从小对俄国及其历史的情感认同，这些经历以及伴随而来的反思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兼具浪漫主义的“天真”与“现实主义”的辛辣。

幻景与现实之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展示的那个“全新世界”是一个具有他本人的感伤自然主义风格的世界，一个果戈里、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综合产物。在不可抗力的社会激变来临前，反叛的种子已经种下。

02

受难的年代（1850-1859）

转型期作品：《死屋手记》

陀思妥耶夫斯基《穷人》中的灵感和倾向很大程度上由臭名昭著、不公正的农奴制度所激发，他亲眼目睹农民遭遇的残暴，这让他深受刺激。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积极加入文学运动和社会政治思想运动，致力于将俄国农民从奴役中解放出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加入了激进的彼得堡拉舍夫斯基小组，他和同伴很快受到了尼古拉一世暴政的无情镇压。在“死水一潭”的环境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捕、受审、领刑。八个月的监禁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八年的苦役，后缩短到四年，继而在俄国军队服役。这些“流放”的苦寒岁月是陀思想转变的重要时期。劳役营单调又耗费精力的生活还不足以侵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顽强决心，但“我因无法写作而遭受的折磨”，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劳役营的最后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承受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艰辛，尤其是精神上的打击，他把它们一一呈现在了《死屋手记》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说，改变他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其他成员思想的不是艰苦的流放及强迫劳动，残酷命运中单纯的肉体负担没有粉碎他们的思想。 “不，是别的东西……改变了我们的观点，我们的信仰和内心…….这个别的东西是跟人民的直接接触，与他们同病相怜、兄弟相融，认识到我们已经跟他们一样，我们被放在同等的地位，甚至他们最底层的地位。”

被迫与农民犯人朝夕相处，陀早期的观点受到了冲击和挑战。陀早期有关农民“更美好、更道德”的印象和信仰遭当头一棒，因为他在那里发现农民犯人残忍和野蛮，与卑劣的俄国政府的淫威毫无二致。“残暴与堕落”在过去的陀那里只属于农民犯人的长官们，但现实却大相径庭，他觉得“道德上无法忍受”，“这是我长途跋涉的终点，如今我入狱了！”。陀的信仰在撕毁中重塑，在舍斯托夫看来，《死屋手记》某些场景中仍回响着的人道主义音调，和后来他所宣扬的爱和宽恕的精神，不过是关于人的可怕真理之胆怯的掩饰，其全部力量连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敢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两部包裹着喜剧外衣的作品《舅舅的梦》《斯捷潘奇科沃村》，表明他在勾勒伟大的新主题——“思想”与“心灵”的冲突——这种主题将以种种方式主宰他西伯利亚之后的全部创作。

03

自由的苏醒（1860-1865）

回归期间作品：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白夜》

《地下室手记》

早在《舅舅的梦》和《斯捷潘奇科沃村》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已经开始探索道德-心理的主题。这个探索反映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就是充满矛盾的大杂烩，例如主人公娜塔莎放弃阿廖沙的决定一方面显然意味着某种高贵的姿态，另一方面实际上有助于卑鄙的瓦利科夫斯基获取卡佳的财产。两种行为动机驱动着陀的思想，而他无法以某种协调统一的方式整合他们。小说最有趣的地方也恰恰来自对“天真浪漫主义”和感伤理想主义的抨击以及对“痛苦的利己主义”心理的不懈探索。

流放归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先后成为《火炬》、《时代》的编辑，就当时激辩的各种问题参与论战。英国的功利主义、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费尔巴哈的无神论以及机械唯物论和决定论混合而成了后来的俄国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奇怪的大杂烩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痛苦的苦役营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截然相反。

他于一八六四年的《地下室手记》第一次正面抨击了这种虚无主义。“人有且始终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利益——自由的意志”被他用来辩驳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性利己主义”。就像第一部分讽刺六十年代的空头理论和道德准则一样，《地下室手记》第二部分讽刺了四十年代多愁善感的社会浪漫主义。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四十年代培养了它自己那种利己主义和虚荣心，使得那些贵族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余人”生活在一个梦想的“博爱”的世界里，同时却忽视最基本和最明显的道德义务。他借地下人之口说出， “由于我过度的虚荣心，可能还有我对自己的高标准要求，我总是以强烈不满的眼光看待自己，这种不满近乎厌恶，所以，我在内心深处以同样的眼光看待每一个人。”

“让世界毁灭吧，只要我天天有茶喝。”这句极端自私的自白在舍斯托夫看来包含了这部作品的精髓。《地下室手记》经常被作为揭示时代隐秘的深层情感的重要文本被人们引述，它被认为是某种病态人格在心理上的自我暴露，或者被认为是对“人性”恶绝望的神学呐喊……“利己主义在《地下室手记》中最终获胜，这表示陀思妥耶夫斯基承认这是一个残酷、痛苦并且使人备受折磨的世界，没有终极道德观念可以使其合理或公正。”

04

非凡的年代（1865-1871）

创作喷发期：

《罪与罚》

《白痴》

《群魔》

在《地下室手记》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道德-心理的探索没有止步，这种探索也以更优秀的形式和风格表现出来。在短短的六年时间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了三部最伟大的长篇小说《罪与罚》《白痴》和《群魔》，以及他最好的两篇中篇小说《赌徒》和《永远的丈夫》。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不仅要适应难以忍受的贫困生活和不断变化的居住条件，而且还要对付反复发作的癫痫。并不像当时大多数人认为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过度关注心理而忽视社会命题。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它们仍然以某种被别林斯基忽视的微妙方式在人物的心理困境中含蓄地表现出来。

在他这些非凡的作品中，道德-心灵的冲突随处可见，人的个性摇摆在“神性”与“魔性”之间。《罪与罚》的主人公是一个被意识形态驱使的杀人凶手，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对彼得堡的贫民窟生活深深打动人心的社会现实主义描写以及他在描写尖锐的道德冲突时经常表现出来的对人物心理的准确把握与对当时盛行的激进思想的道德-哲学基础的抨击结合起来。在《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内心的冲突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重点， “他在为人类的利益而犯罪的意图与拒绝杀人害命的道德良知之间左右为难。”《白痴》中这种冲突以更加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

像《地下室手记》和《罪与罚》一样，《群魔》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国虚无主义持续斗争的组成部分应运而生。基里洛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塑造的最出色的人物之一，他认为，上帝只是人类由于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而产生的想象，他想自杀仅仅是为了显示人类自身最强大的意志力。陀思妥耶夫斯基使基里洛夫貌似具有《白痴》梅什金公爵那种天启般的直觉和感受，但却揭示了这种与基督的信仰分离的宗教情感变成世俗的主观想法之后产生的可怕后果。“基里洛夫对人的神化导致他的自我毁灭以及整个人类的毁灭。” 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令人吃惊的先见之明描写了从他那个时代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始终与革命理想形影不离的道德困境。

05

文学的巅峰（1871-1881）

扛鼎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

描写了作家人生后期的十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非凡的文学生涯和人生历程的终点，在某种程度上预见了俄罗斯的命运。

第五卷聚焦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俄罗斯文坛最终地位的确立，作家在这十年间写作了《少年》《作家日记》及其登峰造极的杰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传记重现了这些作品的创作历程。其中《卡拉马佐夫兄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作品。小说源于一桩真实的弑父案，描写老卡拉马佐夫同三个儿子之间的尖锐冲突，以及弑父案件的法庭审判。表面上看这是一桩弑父案，而受害人的几个儿子在某种程度上有串谋之嫌；在深层次上，这是一幕关于人精神的戏剧，讲述了一个情欲、信仰、理性与自由意志间的道德角斗。作家擅长使用的所有元素最终都汇聚到这部作品里来了，小酒馆的密谈，客厅里的风波，在某一个场合下忽然聚集了许多角色，因为某一事件爆发出各种议论、独白、内心戏……都在这本书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处理得也最为成熟。《陀思妥耶夫斯基: 文学的巅峰，1871-1881》以大量的篇幅还原了这部小说诞生的来龙去脉，并以200页的篇幅，逐章全景式解读了这部博大深邃、影响深远的作品。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人生的最后几年终于赢得了他一直渴望的普遍认可。在讲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国统治集团的特殊关系的同时，弗兰克还详细描写了他与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持续进行的竞争。在去世之前不到一年的1880年6月，现身普希金纪念活动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生涯——及其作为俄罗斯精神的代言人的一生——达到了顶点。他在这次活动中发表的关于普希金的演说使听众群情振奋，热血沸腾：“我们不是依靠刀兵具有了普世性，而是依靠博爱的力量，依靠我们为人类重新统一成一个大家庭的齐心协力。”这就是成为世界文学遗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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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知名图书品牌“文学纪念碑”丛书，于2014年推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权威研究者、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荣休教授约瑟夫·弗兰克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中译本，历时十年译介，于2022年3月已全部完成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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