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昇 | 商人与狗：明清义犬史中商人的贸易生活与情感表达(人与狗性狡)

摘要：明清商人与义犬互动的史实折射出当时商人在经营活动中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其中所反映商人在经营贸易活动所遭遇的劫匪谋财害命、自然灾害、借贷冲突、婚姻纠纷等问题，既是商人个体日常无虞的贸易生活中发生的变故，也是明清商人社群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遭遇种种困厄时，商人们与义犬等动物在互动过程中所流露出的深厚情感与感恩互偿，是明清时代特定时空环境下的产物。而义犬在商人遭际困厄时所扮演的维护正义与惩恶扬善的角色，不仅使得孤立无援的商人们得到了正当权益与生命保障，更是体现了明清时人对宣扬忠义与伸张正义的现实诉求。

关键词：商人；义犬；动物史；情感史；日常生活史

明清商人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是深刻洞悉商人社群的重要面相，亦系厘清传统社会时期社会经济史实态的关键之匙。回溯学术史，我们会发现此前相关研究大多围绕着商人的家庭日常与社会生活等专题，而关于明清商人生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生活及其情感活动的社会史研究目前却十分稀少。造成这种研究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与其他商人社会史史料相对集中不同的是，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关于商人日常贸易生活的史料相对稀少且散乱；其二，商人社群的生活史研究成果极易演变为商人生活的简单罗列与琐碎铺叙，这就需要学者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努力发掘一个合适的研究视角或问题意识来进行统合研究。

而明清时期商人与犬类动物的互动史实，恰恰为研究商人的贸易生活与情感世界提供了绝佳的史料来源与观察视角。职是之故，本文即以明清商人在经营活动中与义犬的互动来追溯其贸易日常与情感生活，以此深化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章疏漏之处尚祈海内外方家斧正。

一、商人的日常生活与贸易遭际

明清商人在经营贸易的过程中出于对自身生命财产安全与外出寂寥等原因，往往会携带一犬于左右。而商人与义犬的互动史实恰恰折射出了商人群体在经营贸易时的日常生活与贸易遭际：

（一）商人外出贸易的资金安全问题

明中叶以来，全国范围内的商品交换较之以往更为频繁。作为商品交换的主导者——明清商人在极其广阔的地理疆域内进行贸易活动，如徽商“商贾四出，滇、黔、闽、粤、豫、晋、燕、秦，贸迁无弗至焉，淮、浙、楚、汉，其迩焉者矣。”[1]山西蒲州商人同样也在经营活动中跋涉南北：“凡蒲人贾于外者，西则秦陇、甘凉、瓜鄯诸郡，东南则淮海、扬越，西南则蜀，其相沿若此耳。”[2]有的商人更是因为活动频繁而享誉四海，如明代休宁商人查岩振：“岭南塞北，饱谙寒暑之劳；吴越荆襄，频历风波之险。经商于外，而誉驰湖海。”[3]

商人们在天南海北进行贸易的时候，难免会携带大量的现金，而现金又存在遗失的风险。清人王有光所撰《吴下谚联》就记载了一则义犬护金的故事，其故事发生的背景就是旅外徽商遗失了金银资本：“昔有徽商，侨业富阳。挟资回籍，一豢犬随之，莫能遣去。中途腹急，入僻径而便焉。时已暮，忽失犬所在。归家，检橐中，遗白金一缄。嗣后乃诣富阳，憶前遗金，恍惚失于便所，踹之，则犬毙其处。商恻然，倩土人埋之，徙犬而金固在。盖犬知主物。恐为他人有，以其身卧金而殉也。主即以遗金建亭于其地，颜曰：‘义犬亭’。”[4]旅浙徽商因为行动匆忙致使大量金银遗失，义犬为守护主人的财物，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而当商人得知实情后，即建“义犬亭”来纪念该犬。此则义犬护金的故事背后，反映的是明清时期商人在贸易过程中因携带大量现金而引起的财产遗失问题。

（二）商品货物遗失、损毁与义犬的守护

除了资金安全外，商人的货物也存在遗失或损毁的风险。如一位徽州行商旅居客店时就遭遇到了火灾：“族人某，言江右某肆，冬夜烘爆衣物，偶失检点，众已酣睡。有一犬嗥吠甚厉，朴[扑]地作滚，振骇众醒。怪起而觇之，即见火星四布，烈焰直冲，急集扑灭，即犬遍身焦灼矣”[5]义犬的警觉、吠叫与扑救让众人及时察觉火灾，才使得此次火势没有扩大蔓延。火灾致使商人货物损毁的事例在明清社会中屡见不鲜，又如木商孙徽五“尝贩木湖南，抵浔江，木尽火，计耗数千金。时同侣贷五金市木者二十余人，既火，皆谢负五。”[6]孙徽五及其同伴的木材悉数葬身火海，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商品货物除了因火灾而损失外，还存在被盗窃的风险。如婺源茶商詹添麟“尝业茶过南雄，担夫数十人，窃货以逃，麟以地方法禁严峻，不忍鸣官究治。”[7]因为犬类动物具有一些防卫守护的属性：“犬，家畜也，轻猛好斗，视觉、听觉、嗅觉皆锐敏，虽卧易醒，故善守夜。”[8]所以一些商人们通常会采用畜犬的方式来防止盗窃行为，如山西商帮在行商过程中就会利用数犬进行看护货物：“每帮车必挈犬数头，行则系诸车中。止宿，则列车为两行，成椭圆形，以为营卫。御者聚帐棚中，镖师数人更番巡逻，人寝，则以犬代之，谓之卫犬。某商铺所畜之犬尤猛，能以鼻嗅，得宵人踪迹，遂以破获。”[9]这些商犬不仅协助商帮有效地看护商品货物，还可以为商铺破获盗窃案件、抓捕歹徒。为非作歹之徒更是因为商家有犬而忌惮之：“内蒙之犬大如犊，而性猛，鸣声如牛，俗称为挞子狗。汉商多畜之，日中锁以铁练，晚放之，使守门户，盗贼多不敢进。”[10]

一些商户的家犬为了履行守护之责，甚至因此而丧生：“歙有许客在徐州经纪，仓收小麦，养一黄犬，每日至经纪家食，临晚住仓房守麦不离。客归，至次年遇事，恐麦为虫蛀，寄钥与经纪代晒。经纪带钥至其仓所，其犬跑号衔经纪衣，有禁拒之象。及见多人开仓挑麦，其犬将头触仓，众脚赶打，犬竟跳入河死。客至，设祭哭之。”[11]义犬误将客商的经纪视为偷盗之贼，遂拼死抗拒其入仓库，却因对方人数众多而无奈跳河自尽，客商被义犬的忠诚所感动，特设祭台以纪念之。

（三）商业信息的及时传递

及时有效的商业信息在商人的贸易活动中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明清徽商之所以能长时间执商界之牛耳，就是因为做到了“因地有无以通贸易，视时丰歉以计屈伸。”[12]“良贾急趋利而善逐时，非转毂四方不可。”[13]晋商也同样如此，清代晋商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设立了商号，他们通过商号“在各大商埠搜集传递商业信息，根据此地涨、彼地落的市场行情，当机立断，采取垄断式的经营，不惜长途跋涉，牟取暴利。”[14]一言以蔽之，即根据市场行情及时有效地对商品贸易进行调整。

明代弘治、万历年间的商人程季在经商之前对各地的商业行情进行了实地调查：“东出吴会，尽松江，遵海走淮扬，北抵幽蓟”，他认为如此才能“以万货之情可得而观矣”。最终根据商业行情作出决策：“东吴饶木棉，则用布；淮扬在天下之中，则用盐策；吾郡瘠薄，则用子钱。”[15]程季凭借有效的商业信息最终获得了经营上的成功。下面再以一则义犬解救钱庄于危难间的事例来说明商业信息及时传递的重要性：

“咸同后，晋商竞设钱庄，遍于各行省。其期劵取数寸纸草书之，虽千万金无愆舛，以是信用益著。有大盛魁者，设分庄于察哈尔，值金绌，预计符劵及期者不足应，仰屋嗟叹。掌柜某畜一犬，尝挈之遍涉内蒙古，是日摇尾于侧，某顾之曰‘吾庄且辍业，安能豢汝。’犬顾而吠，若有所语。某曰：‘汝若能急难者，则三摇其尾。’果三摇，于是急作书致蒙古分庄，以囊系犬颈，且告以所向。犬得书星奔，两昼夜抵其地，四足皆裂。既至，诣主者哀嗥，且啮所系囊。主者曰：‘是某掌柜爱犬也，必有异。’解函视之，备谂窘状，乃立作数书，分致察哈尔商肆，使移金济之。书成，仍系于犬颈。犬并力奔回，以复于掌柜，仓卒集金，得维持不败。咸曰犬之力也。”[16]

义犬通过及时传递钱庄讯息以解钱庄掌柜的燃眉之急，遂使钱庄不致倒闭。通过此事例，我们可以窥见：在传统社会时期通讯工具不是很发达的情况下，商业讯息对商人的经营贸易活动起到十分重要的角色，甚至能左右一些商铺的存亡。而商人们为了报答义犬的通信行为，亦会通过各种方式来奖励义犬，如创立于清初的晋商大盛魁商号为此设立了狗股，还为众犬演戏：“一说某年库伦遭灾，物价上腾，让狗送信归化，大盛魁及时得到商情，囤货北运，获利丰厚，狗立了大功；一说一次经理单人行走，途中病倒在草地上，是狗报了信，救了主人；一说草原无路，易迷失方向，狗可以领路，且能在途中起保卫作用。所以，大盛魁的狗地位很高，凡养狗者，均顶狗股，每条狗可顶一、二厘，参与分红。大盛魁经常养狗八百到一千多条，每当养狗到一千条时，就要给狗演一台戏。”[17]

（四）商人在外漂泊的寂寥生活

明清时期商业学徒在远离家乡外出经商时，往往在道别了家人后就会孤苦伶仃地走向未卜的漫漫商途。这些商人在空寂的商旅上走遍大江南北，如徽州商人“居贾则息微，于是走吴、越、楚、蜀、闽、粤、燕、齐之郊，甚则逖而边陲，险而海岛，足迹几遍寓[禹]内。”[18]他们中有的人会用诗歌的形式抒发心中的寂寥与孤独：“登坡越岭步山城，旅店随投暂寄征。长途孤客心凄楚，跋涉奔波了不胜。闷坐舟中意索然，三餐茶饭伴愁眠。曲岸两岸山矗立，河中石卵荡溪沿。”[19]无论是跋山涉水还是一日三餐，商人的贸易旅途中总是形单影只。思念亲人更是他们孤寂商旅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休宁商人许守一“商游于楚，因思母亲而作《望云思亲卷》。楚藩王朱慎庵为之作序，其中云：‘……守一商游岳阳，货殖为供奉需，奈何致力于外，不能常侍膝下，每瞻白云，不能不兴思亲之念也。’”[20]

一些商人为了排解寂寥之苦，在经营贸易的过程中会携一犬来作伴，犬成为商人旅途中忠实的伴侣：“休宁黄某，贸易越东。蓄一番犬，驯而且黠，能解人意，黄极珍爱，每食即饲以其余。眠则令卧床下；出入行止，须臾不离。”[21]又如清代一位笔墨商人在解救一条犬后“犬自是随客，出入必偕，吴越齐鲁，凡客足迹所至，未尝相离也。”[22]下面再举一则义犬陪伴商人远徙却最终劳瘁致死的故事：

“光绪七八年间，北京永泰店经理包姓，一日自其原籍海阳乘骡车就道，其家所豢犬，相从数里，麾之不去，遂任其尾车以行，如是昼行夜息，历二十日而至京。不意征装甫卸，翌日犬忽不见，以为新地生疏，或已走失，或被窃去。未几家报传来，谓犬已于某日返家，但次日即斃。计其去京之期，至家仅及二日，查自海阳至故都，为程约一千六百里，犬本善嗅，既北行二十日，归不以道远而迷失，尚属犬性所可能，乃以司夜报主之一念，汲汲归里，日夜兼程，不辞劳瘁而丧其生，良堪惋惜。”[23]

忠犬为在商旅中陪伴主人，不惜尾随商人至千里之外。后又日夜兼程返回故里，却因幸劳过度而亡，其犬的赤胆忠心不禁让人恻然泣下。从中我们也可以窥探到明清时期商人与忠犬在漫漫商旅中的侣伴日常与互动情感。

二、明清商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与义犬的维护

在中国传统社会时期，旅外经营贸易是一项具有较大风险与危险的工作，通过明清义犬史中关于商人的记载，我们大体可以知悉商人们主要面临有劫匪、婚变、借贷谋杀、自然灾害与肉食动物等涉及商人生命财产安全的危险：

（一）劫匪对商人生命财产的威胁

明清商人在贸易的过程中时常会遇到劫匪，清代学者袁枚在《子不语》一书曾提及一则伏波滩义犬解救商人的故事，其背景就是客商遭遇到了盗贼：“某年有客收债而返，泊其处。船户数人，夜操刀直入，曰：‘汝命当毕于斯。我辈盗也。可出受死，勿令血污船舱，又需洗涤。’客哀求曰：‘财物悉送公等，肯俾我全尸而毙，不惟中心无憾，且当以四百金为酬。’盗笑曰：‘子所有尽归吾囊橐，又何从另有四百金？’客曰：‘君但知舟中物，岂知其余？’乃出劵示之，曰：‘此项现存某行，执劵往索可得。惟我清醒受死，殊难为情，请赐尽醉，裹败席而终，可乎？’盗怜其诚，果与大醉，席卷而绳缚之，抛掷于河”[24]劫匪们听信了客商的建议，不直接索其性命，而是将商人灌醉后裹席掷于河中。这位商人后来被一义犬解救后，及时报官将劫匪们一网打尽，并索回了财物。

与之类似的劫匪事件在明清时期大量的出现，以至于徽商吴中孚在《商贾便览》中总结了一套盗贼劫掠的惯用手法：“有等奸恶匪类之徒，朋党数人乘驾一舟，择无人知觉口岸，打听异地孤客搭船，设计自向揽来。客初上船，则假装忠厚分班装扮，皆称是搭船之客，各捏来去之处，以安异客之心。早晚甜言，以结相好。始则自伴赌起，引人上场，继则用谋诱动其心。一入其套，则船住荒洲冷处，不输罄尽不已。”除了利用诱赌的方式骗取商人钱财外，这些匪徒还假扮公差、浑水摸鱼试图谋财害命：“否则暗使一班另驾舟楫，或埋伏自岸而来，假装地方官差模样，捉拏捆锁，各党装作慌忙逃走，惊吓孤客。客以为实，怕祸累身，惟知忙中求脱，或自逃走，或被若辈赶逐，恶党得其行李银钱，一篙撑开潜逃，可怜异地孤客遭害，告诉无门，沿途求乞者有之，投短丧命者有之。”[25]为了防止客商们遭受劫掠谋杀，这些商书的作者也提醒商人莫要为了贪图安逸而放松警惕：“蓬踪四方，举目有江湖之异；程途千里，屈指非朝夕之间。莫图系楫偷安，苟免征车，受许多颠险、无数疏虞。古语：舟中皆敌国。寓意尚和。谚云：隔板是黄泉。勉人知谨。波涛千派，挂风帆益励战兢之心；星月一天，摇夜橹更防窥伺之辈。”[26]其中，不让船家搬运货物就是谨防歹徒的举措之一：“上船搬有物之行李，务须自己上船来，有随人则不必自搬。切不可叫船家脚子搬，恐试轻重有怀异心，慎之。”[27]

（二）因畸形婚姻而造成的不轨谋杀

明清商人因为长期在外奔波经营贸易，所以导致男性商人与其配偶总是保持着聚少离多的畸形婚姻状态。甚至很多刚成婚不久的新婚夫妇就要分离，如商人潘甲与妻子才新婚两个月，就被其父催促着要抓紧时间外出经商，潘父言道：“如此你贪我爱，夫妻相对，白白过世不成？如何不想去做生意？”[28]此语背后所折射的正是传统时代商人与桑梓配偶两地分居的残酷现实。夫妻长期保持隔绝状态，会让一些歹人对商人妇有非分之想，如明代小说《型世言》中的徽商吴尔辉就是此类好色之徒，他偶然在街上遇到一位名叫张二娘的女子并对其倾心不已，因张二娘的丈夫外出讨要商债不在家，这让吴尔辉感觉有机可乘，于是整日在张二娘家门口徘徊试探。[29]

明清义犬史中也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其主要讲述的就是商人妇与奸夫将其丈夫杀害，被家中义犬所揭发的故事：

“宁郡某家贫，贩菜为业，娶妇某氏，伉俪素乖。庚申之变，某被掳而妇得免。克复后，妇仍安居乡间，近邻某谋与妇通，遂合好焉。庚午夏，夫归，时已更兰，叩门而入，突见之，大怒。其夫不知某邻已持刀待矣，竟被杀，埋尸于厕，人不之觉。”“先是某自外归，甫入城寻家不获，投舅家询之，天色昏黑，借以觅火。其舅见甥归，喜出望外，曰：汝祖之灵也，留与同榻，以话阔别。某强归，舅亦听焉，嘱持灯而往。次日舅至甥家探望，妇出迎，佯作不知，舅不能答，妇曰：‘昨夜之见，宁非鬼乎？’舅偶见壁间灯笼，谓妇曰：‘此我家物，昨夜与汝夫持回，今仍在此，何云无耶？’妇强辩之，舅无为计。适犬来，唁唁欲泣，咬舅衣而走，舅奇之，随之行至厕，则尸腿露焉。舅曰：‘犬汝勿宣，吾徐图之。’舅即控于官，妇拟绞而邻某相继伏法。此定海黄孝廉口述。”[30]

在该案例中，商人妇与奸夫的奸情被返家的丈夫发现后，邻居奸夫遂将该商人杀害。本来这起谋杀案件已被尘封隐没，却不料被家中义犬所揭露。忠诚的义犬面对商人被杀害而流露出来的哀伤情感与正义维护，正反映了明清时期商人们的畸形婚姻实况与人犬情感的互动。

（三）因借贷问题造成的谋害

商人间的借贷行为是明清商人贸易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商人之间的互相借贷更是商人周转资金时必不可少的方式。下文即是两位商人围绕借贷还款事宜撰写的尺牍，以为了解商人们日常借款生活之一助：

“某某先生鉴

五月间，阁下来娄云及所欠之款尽五月内归还，何故迄今一月有余，音信杳无。然弟之近况，阁下亦知，所欠之款务于七月内如数归还。阁下欠弟之款，并□别账可比，乃阁下于旧年廿九日，被布账所迫借去还布账也。总之，救急不能救贫，此片到日望即回音乃盻。

耑此奉达顺请”[31]

被借款之商人本身亦欠其他商人钱款，由此可见借贷是明清以来商人日常贸易生活中再稀松平常之事了。而如果被借贷人索逋过急的话往往会与借贷人引发矛盾，更有甚者会引起杀身之祸。如清代商人苏振刚即因为同乡商人索债事宜而将对方进行杀害：“涡阳王志，私贩鸦片于霍邱。有苏振刚者，亦涡人，寓于霍而傭织于刘宾家，以乡谊就志转贩，因折阅，负其值，久无以偿。后志索逋急，乃诱令共赴王家集称贷，昧爽首途，行至韩桥，突椎碎志脑而死。”该谋杀案件得到破案，还得归功于义犬将商人王志遇害时的血履示之众人：“时方大雪，仓卒间，一履陷雪中，不可得。一履血染殆遍，乃携归而藏于被底。宾问：志何往？答曰：回涡。亦莫之异也，后闻韩桥有横死男尸，官验时，起有遗履。因憶振刚当日履出跣归，疑之，而苦无征验，忽见犬衔一血履，识为刚物，即检视其被，则血泥狼藉，缚之官，取履与验时起得者合以示之，一讯而服，论死如律。”[32]义犬在这一案件中扮演的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角色。

一系列借贷索债的前例让商人们意识到索逋不能操之过急，所以他们则采用一种较为温和、大度的方式进行处理。明代歙县商人许金“乡邻有称贷者或逋负逾期，公恬不与较。”[33]旅蜀商人王子承：“诸负子承者，累八千缗，迄今勿问。”[34]徽商程维宗将麦子贷于佃农，偿还时并没有收取农民的利息，遇到偿还不起的农户更是直接免除其债务：“永乐甲申、乙酋[酉]之岁，乡闾饥馑，公则以麦一百三十余石，贷之佃农，期以年丰来还，后偿者不取其利，无偿者亦不索焉。”[35]明代正德年间，休宁程锁的父亲去世，其父亲曾在外经商，尚有一些欠款与债务，当程锁去讨债的时候经常空手而返，但是他家亦欠别家很多债款，每到年末“乡人踵门收责者无宁日”，母亲只好变卖妆奁还债，同时自身以辛勤简朴的生活方式来面对现实中的艰难困苦:“孺人倾奁佐还之，爰是生理日艰，勤治女红，日夕抱戚处房闼，终丧不易布素，不与燕饮。”[36]

（四）自然环境、大型食肉动物对商人的生命威胁

明清商人在外旅途贸易时会面临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如歙县商人许尚质“曩入蜀时，迷失道，伛偻扳崖谷，行冰雪中，至今使人毛竦骨竖。”[37]又如休宁程姓商人在经商的过程中就遭遇失足落入湍急的河流中：“马当镇在东流县江滨，江流汹急，所谓‘水莫险于马当’是也。休宁程姓者，乘舟过此，失足落水，大江淼茫，莫可捞救。”[38]

除了恶劣的自然环境给商人们带来生命威胁外，商旅中的豺狼虎豹等大型食肉性动物也给商人增加了风险与挑战。明清商人们“宿雨餐风，朝暮带披星月走。登山涉水，晨昏时伴虎狼行。”[39]他们在贸易的过程中“其水犯渊涛，陆凌岩谷，虎豹鱼龙之与俱，霜雪风露之浸淫，栉沐极人世之危瘁，黾勉焉而莫之敢辞。”[40]为此，明末清初的学者华夏同情怜悯商人到：“其余力不能耕，而艰险无避，捐其身于火盗贼中，而向蛟鲸豹虎乞锥刀之利，其势甚可惧。况亦恃其亿中之识而乐为不厌，父母莫与养，妻子莫与恤，其情亦甚足悯。”[41]

清末一位徽商偕其犬返家途中突遇猛虎，义犬为解救主人以命相搏、以身相抵，最终让主人得救的事例。此事是由该商人向吴趼人口述的亲历事件，当为可信，兹录于下：

“越数年，客返里，道经万山丛中，日且暮，彷徨求宿处不得。腥风忽起，一虎自山巅下，且扑且吼，迎面而至。瞬已及前，吼声益厉，直扑其颠，昏然遂倒，魂魄飘荡，不复自辨其为生死矣。久之，隐隐闻人声，觉惊颤略定。张目四顾，则数十人罗列其前，秉火炬、荷弓矢、横戈戟者，盖猎户也。旁置死虎。逡巡起坐，自抚其颅。众呼曰：‘客苏矣！’给以水，饮少许，神志微复，举手谢众。众曰：‘客携犬自随耶？’客四顾失其犬，曰：‘诚然。今安在矣？’众曰：‘客来省，此为君物否？’客闻言，支柱而起。众导视死虎，见胯下累然一物，则一犬首，坚噬虎势，犹未释口也。客审视，大哭曰：‘是汝也耶？’声未绝，犬口遽释，首坠地。客捧之而号曰：‘苦汝矣！今而后，吾之生命，汝所赐也。’

初，虎为猎户所逐，越岭至，遇客欲噬。犬狙伺客侧，俟虎起扑，突前噬其势。虎负痛，舍客狂逃，至前山而倒，故卒为猎户所获也。猎户逐虎，见客死道旁，既获虎，遂复返而救之也。犬仅遗一首者，虎狂奔时，盖已以后爪碎裂其体矣。然而终不释口。善哉！闻客哭而遂释之，岂魂犹有灵耶？”[42]

三、商人贸易遭际中与犬的情感互通与感恩互报

明清商人在日常贸易的过程中与义犬等动物互动所发生的事件及其情感，有助于人们理解当时历史社会环境下商人们的社会生活与情感世界。以往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因为受到史料、问题与视角等因素的限制，不能很好地对明清商人的情感世界与心理感知进行深入研究。而明清商人对义犬等动物所流露出来的毫无保留的真情实感，为学者们洞悉当时商人们的心理活动与情感世界提供了可能。

（一）商人与犬彼此间的深情厚谊

明清商人与自己所畜之犬因为在长时间的外出贸易过程中保持独处的状态，二者彼此间自然产生了浓厚的感情。一些忠犬故事背后所折射的就是商人与犬的情感互通与深情厚谊。例如：“歙方禹成，贾于宣城，常畜一犬。徽猎师嘉其骏快，买以四金，携之猎，获果倍他犬。两月之后，犬忽不见，猎人疑其逃回，寻访至禹成家，犬果在焉。见猎人至，急走内室伏床下，呼之不出。”商人方禹成见状后也感动不已即刻将忠犬原价赎回：“禹成恻然，乃给还原价，此犬仍畜于家。自徽至宣三百余里，能忆其故道，益信黄犬传书事。”[43]与之类似的商人与自己畜养之动物产生浓厚感情的事例，还有“老马识途，泪别主人”的故事：“歙方无违挈家居维扬，常畜一马，齿老矣。无违卒，其子卖马于镇江营中。一日马忽浮水渡江至瓜洲，径奔扬州，闯入无违旧居，见停棺在堂，悲鸣踯躅。举家骇视，浑身犹湿，营兵亦踪迹至其家，乃退还原价，而养此马于天宁禅寺。”[44]老马被卖至兵营后，其自己又渡江返回到家中，见原主人方无违已经去世，老马悲恸不已，方无违的家属亦被感动而将老马原价赎回。

清代学者林大椿曾以诗文言事，讲述了一则客商与忠犬相依为命的故事：“城西风寒天欲黑，鸡犬无声人籁息。有客獐囗远道来，巨獒随之壮行色。黄昏仓卒觅居停，起语里人涕沾臆。自言籍隶古明州，湖海经商来兹域。”故事中的宁波商人携犬走南闯北地进行商业贸易，却不幸遭遇劫匪将财物洗劫一空，只留下商人与忠犬的形单影只：“铧锹山下遇强梁，行囊狼藉倾千亿。僮伴飘零剩一身，一身与犬同颠匐。古庙双扉夜不关，人犬相依坐其侧。朝朝寄食东西邻，分以饲犬犬心恻。三旬九食苦不敷，忧愤相兼病与俱。膏肓辗转困孤客，回首家山掩泪吁。可怜骨肉隔千里，有犬侍疾差不孤。一朝强起谢居人，疾已狼狈势不甦。第乞推恩及羁旅，薄棺聊掩七尺躯。言之越日溘然逝，犬乃傍尸嗥且呼。”被洗劫一空的商人在物质与心灵上遭到双重打击，身体每况愈下终致逝世。忠犬自始至终都陪伴在客商身边，主人去世后忠犬依然朝夕守护在商人的坟墓边：“里中凑钱为置椑，殡已葬之山之隅。犬依左右惟审睇，朝夕差可免粗疏。狺狺如诉不可解，望棺疾走上荒途。”[45]

（二）商人对义犬等生灵的怜悯之情及其后果

明清义犬史中有大量类似的事例反映的是商人解救义犬等动物，对它们流露出了怜悯之情。如“歙客某，以贩笔墨为业。一日经某地，见群丐缚一犬，将屠之，犬呜呜作哭声。客驻足观之，犬举首作乞怜状，遂出数百文，购而释之。”[46]“周村有贾某贸易芜湖，获重赀。赁舟将归，见堤上有屠人缚犬，倍价赎之，豢养舟上。”[47]“丙申秋，有太原客南贾还，策一卫，橐金可五六百。偶过中牟县境，憩道左，有少年人，以梃荷犬至，亦偕憩。犬向客咿哑，若望救者。客买放之。”[48]商贾从少年手中将发出求救信号的犬买下之后，让它重获自由。除了解救犬类动物外，旅外商人还经常买放鱼类等生物：“镇江京口渡一徽商，附渔船过瓜州，见网一巨鱼，遂开箱拣银买放。”[49]“杭州商人阮起鹏，字云翰，幼即立放生愿。以生命之多，莫如螺蛳及鱼子两种，见则竭力买放。”[50]

商人们对动物的怜悯之情是他们从事公益行为的惯性延续，明清商人在经商的过程中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义行。如《二刻拍案惊奇》第十五卷《韩侍郎婢作夫人顾提控掾居郎署》中就记载了一名徽商在经商的过程中遇到一名落难妇女准备抱婴投河自尽，徽商及时制止并询问情况，得知其丈夫因拖欠官粮银被监禁入狱，而妇人筹集的救济银亦被骗后，商人见状立即奉送足数的银两给妇人，助其救济之用。[51]又如盐商黄崇敬面对难民鬻子时救济他人于危难中：“属岁大饥，人且相食，有携子鬻者，公询知其无他出也。谓曰：‘汝鬻是，谁后汝？’鬻者泣曰：‘姑活旦夕耳。’公畀之值而还其子。”[52]清末歙县商人汪霖“冬夜见裸卧于途者，急归取所覆衾予之。”[53]

揆诸相关史料，我们发现商人在解救犬等动物的故事中具有共性情节。一般为：明清商人在面对被捕或身陷困境的动物生灵时心生了怜悯之情，遂以金银买下了它们，并将这些动物放生或自养。在这一过程中，歹人见财起意欲杀害商人而夺其财。譬如周村商人在舟上解救了一只即将被杀的犬，却不料舟人是夺财害命的劫匪：“舟人固积寇也，窥客装丰，荡舟入莽，操刀欲杀贾，哀赐以全尸，盗乃裹置江中。”[54]又如前述镇江京口渡的徽商在用钱买下巨鱼并放生的过程中，不小心让渔夫窥见包袱中的银两。“渔翁遂计诱商云：‘欲放此鱼，须至无网船处。’故之乃扬帆北向，至无人处，暴以大网裹商人，掷之江中。网顺流而下，出没波涛，至安汛地处。其中兵丁忽见大鱼浮空一掷，竞来摝网，解出，乃人也，尚未气绝，向兵丁白其故，立拘渔翁至将军府，戮之，银仍归商人。”[55]再如前述相关商人从少年手中将哀求之犬解救后，“少年窥客装重，潜蹑至僻处，以梃搏杀之，曳至小桥水中，盖以沙苇，负橐去。”[56]另外，“徽商汪某，赴苏贸易。遇载青蛙盈舱而鬻者，心恻然，买而放之。启囊露多金，舟子顿萌异志。谓曰：‘君诚长者。去此十余里，余友亦载有数百头，若尽行买放，则功德无良矣。’商欣然同舟往。至其处，暮色朦胧，杳无舟楫。正欲诘讯，舟子遽起，扼其吭而投诸水。复恐其浮也，取舟中石磨盖系而沉焉。”[57]

（三）义犬在商人被谋害事例中的感恩与回报

与上述商人解救相关动物后反被歹人夺财害命相联系的是，这些义犬等动物以感恩回报之姿态来反救商人，如前述周村商人解救了怜犬后反被卖犬舟人所杀害，“犬见之哀呜，投水，口衔裹具与共浮沈流荡，不知几远浅搁乃止，犬泅出至有人处，狺狺哀吠，或以为异纵之，而往见束水中引出，断其绳，客固未死，始言其情。”义犬不仅将客商从死亡的边缘解救回来，还助其捉拿了贼人。商人得救后“复哀舟人载还芜湖，将以伺盗之归，登舟失犬心甚悼，马抵关三四日估楫如林，而盗船不见。适有同乡贾将携俱归，忽犬自来望客呜嗥，唤之却走，客下舟趁之，犬夺上一舟，啮人胫股，挞之不解，客近呵之，则所啮即前盗也。衣服与舟皆易，故不得而认之矣。缚而搜之则□金犹在。呜呼，一犬也，而报恩如是，世无心肝者，其亦愧此犬也夫。”[58]狡猾的匪徒已改易了船只与着装，如果没有义犬的机敏与协助，客商很难将匪徒擒拿并索回自己的钱财。

同样从他人手上解救出弱犬的商人被卖犬少年所谋害后，“犬见客死，阴尾少年至其家，识之，却诣县中。”而义犬赴县衙的目的就是为该商人伸张正义：“适县令升座，衙班甚肃，犬直前据地叫号，若哭若诉，驱之不去。令曰：‘尔何冤？吾遣吏随尔。’”义犬首先引导衙吏寻觅到商人的尸体：“犬导隶出，至客死所，向水而吠。隶掀苇得尸，还报，顾无从得贼。”继而，又助衙吏捉拿了杀害商人的凶徒少年：“犬亦复至，号掷如故。令曰：‘若能知贼乎？我且遣隶随尔。’犬又出，令又遣数隶尾去，行二十余里，至一僻村人家，犬竟入，逢一少年，跳而啮其臂，衣碎血濡。隶因绁之到县，具供杀客状。问其金，尚在，就家取之，因于橐中得小籍，知其邑里姓字。令乃抵少年辟，而籍其橐归库。”当义犬协助官府将真凶捉拿后，县令欲将所获的商人钱财充公时。义犬又仿佛人性附体，向县令提出了将商人财物归还其家属的诉求：“犬复至令前吠不已，令因思曰：‘客死，其家固在，此橐金安属？犬吠，将无是乎？’乃复遣隶直往太原，此犬亦随去。既至，其家方知客死，又知橐金无恙，大感恸。客有子，束装偕隶至，贼已瘐死狱中。令乃取橐验而付之，其犬仍尾其子至，扶榇偕返，还往数千里，旅食肆宿，与人无异。”[59]义犬不仅将追回的财物归还到商人家属手中，还陪伴商人之子一起扶柩返乡，人们不禁感叹义犬的忠行义举与赤胆之情简直无异于人类。

明清商人与义犬在救与被救的过程中加深了彼此间的感情，实现了情感的互通。前述义犬以命搏虎救下主人徽商后，犬主感动不已为其义犬设立墓冢，并且每次经过此地时都要进行祭祀缅怀：“客感其义，盛以木匣，葬于路左，为立碣曰：‘义犬之墓’，加封植焉。自是过其地，必以褚镪肉饵哭而祭之，亦不自知其悲从中来也。”[60]

四、余论

中国传统社会时期经营贸易活动具有较大的风险，商人们在贸易的过程中存在各类威胁人身安全与财货安危的危险，这是当时的自然环境、治安环境与社会民情等综合因素所造成的。只有将明清商人与义犬的故事放入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去考察，我们才能深刻理解明清商人与义犬等动物互动背后所反映的商人贸易日常生活与情感心理活动。

明清义犬史中所折射的关于商人在经营贸易活动所遭遇的劫匪谋财害命、自然灾害、借贷冲突、婚姻变故等问题，都是明清商人日常生活的重要面相。对于那些承平日久、平安无虞的商人来说，这些遭际是他们日常贸易生活中“不常见”的变故；但对于整个明清时代的商人群体来说，这些贸易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皆为他们“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在“变与不变”之间，我们还可以通过明清商人与义犬互动的史实更好地观察到商人们的情感活动与心理世界，因为人们日常恒定的情感与心理活动往往爆发或凸显于变化的时局和突发状况中。商人们在义犬史中主要表露出对义犬等动物的感恩之情与情感互动，这些情感产生于明清时代的历史环境中：明清商人在治安环境不是很好的条件下从事经营活动，外出贸易的过程中他们是以弱势群体的孤独姿态面对各类不测与威胁。而义犬所扮演的角色正是陪伴守护、维护正义与惩恶扬善，商人们被义犬解救或伸冤后所表达的感动、感恩之情，在明清时期这个特定时代更加凸显。清人徐芳曾就商人与义犬的故事感叹道：“夫人孰不怀忠，而遇变则渝；孰不负才，而应猝则乱。智取其深，勇取其沉，以此临天下事，何弗办焉？予既悲客，又甚羡客之有是犬也而胜人也。”[61]人在遇到突变情况后，其忠义之心可能会发生动摇。而义犬却矢志不渝地践行忠义，不禁让人类汗颜，这也从侧面解释了商人与义犬的感情关系缘何如此之深。

另外，关于明清商人与义犬的相关史实，现已无法进行深入详实的考证。其中小说家撰写的义犬故事不可避免地存在夸张之处与渲染的成分，有些故事为了达到道德训诫的预设，其故事情节更是存在虚构的可能。但正如冯梦龙所言：“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六经》、《语》、《孟》，谈者纷如，归于令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士，为积善之家，如是而已矣。经书著其理，史传述其事，其揆一也……于是乎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以甲是乙非为喜怒，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途说为学问。而通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佐经书史传之穷。”[62]小说在宣扬正确价值观上，其作用是与经书、史传一致的。明清商人与义犬之间的忠义故事在民间之所以能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与接受，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义犬故事中所蕴含与宣扬的忠义仁勇、惩恶扬善与感恩报偿也是普罗大众所希冀的理想图景与现实诉求。

按，作者戴昇，安徽歙县人，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原文载《青海民族研究》2020年第3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